自甲骨文诞生至今的几千年,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,中国人阅读的内容、目的和载体不断发生着变化,每个时代的
阅读习惯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
古人热衷读书
古时,中国社会十分崇尚读书。古代社会以节奏缓慢著称,人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花在阅读上。而且,大凡兴衰成败和朝代更迭之际,总会有许多士子热切求索先人的“间接经验”于书籍,形成某种“读书热”。
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,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,“德行才学”成为其中的标准,以至“唯才是举”、“唯学是举”。到了隋唐,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主要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、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。此后,不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。
中国古代历朝的官员,大多自幼入学,随之开始读书(经史子集),目的是秉持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士子价值理念,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,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。同时,他们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品格和思想境界,所谓“人有三宝精气神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古人读书不仅是为了做官或提升境界,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娱乐。明清时期的“四大名著”深受各阶层中国人的喜爱,甚至有“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,读尽诗书也枉然”之说。
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,随着中国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开眼看世界,人们接触到了空前丰富和多元的读物,并从中接受了各种新思潮的影响,进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。
新中国成立后:“红色经典”阅读时代
新中国的阅读史是从扫盲识字开始的。60多年来,人们的读书生活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演变。
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,大批文学作品问世,其中多部影响广泛。金敬迈的《欧阳海之歌》、赵树理的《三里湾》、周立波的《山乡巨变》、柳青的《创业史》、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、吴强的《红日》、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……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,以激昂和质朴的表现方法,刻画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。
与此同时,许多苏联文学的译作得以再版,如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、革拉特科夫的《水泥》、戈洛夫科的《布里扬》、乔尔内的《土地》、伊勃拉吉莫夫的《深根》等。苏联文学以其巨大的辐射力,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,很少有人没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等“苏维埃经典”。视文学为“生活教科书”、视作家为“灵魂工程师”的苏联文学,与当时弘扬
<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,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,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所谓的“苏联情结”。
“文革”时期:文化沙漠中的探索
“文革”期间,除了“红宝书”、马恩列斯作品、样板戏剧本、鲁迅作品和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等极少数文学作品外,在书店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书籍。文化成了一片沙漠,人们对文化的渴求则越发迫切。苦于当时没有什么文学读物,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,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。手抄本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,流行时间主要在1970年到1976年。
由于手抄本基本不署名,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断修改加工,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,它已经成为一种群体劳动、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,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,以及对人性、情感的渴求和反思,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一代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情怀。据统计,“文革”时期的手抄本有300多种,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:反特侦破、爱情与性。前者以《一双绣花鞋》、《绿色尸体》、《龙飞三下江南》等为代表,后者包括《第二次握手》、《远东之花》等。
从1970年开始,小人书的创作出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,《鸡毛信》、《小骑手》等受到读者的青睐。另外,毛泽东著作被称为“宝书”,《毛主席语录》及其续编如《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》(北京版)、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》(南宁版)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,收集了“为人民服务”,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”和“敢于斗争,敢于胜利”>等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。因其绝大多数为红塑皮本封面,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摘录,所以在“文革”中被通称为“红宝书”。作为20世纪60年代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,毛泽东语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变迁。
20世纪80年代初:文学一统天下
“你最想生活在哪个年代?”如果将这个问题抛给大家,恐怕得到的答案会五花八门。但如果问题针对出版界人士,他们的答案也许会很统一:20世纪80年代。
在很多人的回忆里,上世纪80年代是读书的“黄金时代”。“那真是一个疯狂的读书年代。”已经退休的老教师王清安回忆,自1979年《读书》杂志创刊提出“读书无禁区”的口号之后,那种全民阅读的疯狂是30多年后的读者们所难以想象的。书店每有新书到货,半夜排长队购书的场景经常出现,想买到心仪的书得“找关系”。
上世纪80年代,文学开始解冻,是全民诗歌、全民文学、全民哲学的时代。当时,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文学,每一篇走红的小说都能“家喻户晓”。年轻人见面,说一声:我爱好文学,就像地下党找到了自己人。就连征婚广告上,如果打上喜爱文学、会写诗歌,收到的来信就会特别多。
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子舟回忆说:“图书馆在当时提供了最主要的阅读来源,农村来的学生穷,花钱买书不现实,大量的书是在图书馆里看。高校图书馆当时经费也很充足,书价低,采购量很大。《悲惨世界》这样的名著,有些学校图书馆一买就是20套。”事隔多年,王教授忆起当年在图书馆读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巨人传》和《十日谈》,仍兴奋不已。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曹禺的代表作到《红旗谱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,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,外国文学作品如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牛虻》,以及契诃夫、莎士比亚、莫泊桑的名篇,都让当时的大学生们对图书馆流连忘返。文学图书在当时较长时期里牢牢占据了人们阅读视野的中心位置,文学阅读也几乎成了阅读的代名词。
20世纪80年代末:思想启蒙年代
在文学启蒙之后,人们便通过阅读寻找思想启蒙和新的世界观。文化讨论继新时期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潮之后,再次兴起于知识界,从系统论、控制论和信息论开始的“方法论”,到“第三世界理论”、“后现代主义”、“后殖民主义”,几乎所有西方现代理论、方法和概念,一夜之间席卷大学图书馆。
王清安回忆,在这一时期,不少渴望交流的人,嘴里吐出的不是安娜·卡列尼娜,不是普希金,而是萨特、弗洛伊德、尼采……“当时不少人觉得,有些书你不读,你就觉得无法和同时代的人进行心灵沟通。”
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辉在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经历时也谈到,“萨特、弗洛伊德、尼采……成了知识人的案头必备--无论它们是装饰品还是真正的精神必需”。
这一时期,“金庸热”、“梁羽生热”、“琼瑶热”、“三毛热”、“领袖和知名人士传记热”,一样是那个时代的阅读特征。
20世纪90年代:功利性阅读占主流
20世纪90年代,人们回归了一种冷静和理性的状态,大众阅读由深度阅读转向实用阅读,希望从图书中找到最快捷、最实用的改变生产和生活的精神食粮。继而,图书出版内容随之变化,比如由珍尼特·沃斯和戈登·德莱顿合著的《学习的革命》等,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。
那个时代,阅读的最大特征是向功利性和实用性转变--读书就读“有用的书”。对于更多人来说,花钱读书,就是要学到赖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,获得谋生的各种文凭证书。不用说,学校课堂上,淹没桌面的是大量教辅书;即使是步入职场的人们,仍然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,去购买各种提高学历、增长知识的书籍。工具书几乎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的阅读主流。即使在县城的书店,人文艺术类书籍也开始渐渐淡出书架,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教辅类工具书。
21世纪:阅读刮起青春网络风
在新世纪“
泛阅读”的大势之下,传统阅读形式走向边缘甚至小众化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互联网的巨大冲击,使人们渐渐退出了传统阅读。文化多元,媒体多元,读者的阅读趋向同样多元,但阅读市场仍然体现出青春文学的畅销、网络原创文学的迅猛发展、传统文化解读的回归等特征。
痞子蔡的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、韩寒的《三重门》、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等,正是受到新媒体形式颠覆式影响的代表作品,它们同时预示着网络读物时代即将来临。与此同时,阅读形式也从经典的纸制书籍阅读发展为视觉媒体、互联网等日益复杂多样的“泛阅读”形式。
“《三国演义》有点太枯燥了,我还是更喜欢看南派三叔写得《盗墓笔记》,又刺激又好看。”一位“90后”读者说。在全国各大书店,中国古典文化书籍前少有人问津,而一些青春读物前人却很多,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。“我喜欢看郭敬明主编的杂志。”17岁的初中生小磊骄傲地说,古典书籍“看不太懂,没什么意思”。
进入21世纪以来,随着网络加速普及和数码产品的风靡,
电子阅读随之兴起,电子书等数字化读物应运而生,颠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阅读方式,随时随地阅读已成为现实。其次,人们阅读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大变化,阅读不再局限于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籍,而是延伸到未正式出版的读物,如网络小说。电子读物空前丰富,网络产生了内容更加迎合读者口味的小说,由此带来了网络小说的火爆,创造了一批网络作家暴富的神话。
文章来源于互联网,有删减